我衝上捷運，第一眼就看到她。她手機鈴聲響起，她看了一眼，按掉來電。
我走到她旁邊，她低頭打著簡訊，我在她對面坐下。
「好漂亮的包包…..」我說。
她沒有回應。
「是Chanel嗎…..」我再問。
她抬起頭，我趁勝追擊：「你的包包很好看…..」
好看？我哪懂時尚？一年前，我還把「Chanel」發音成「Discovery Channel」的「Channel」。對我來說，香奈兒和香吉士的差別不大。
她沒有出聲，我自問自答，「我很喜歡這種綠色—」
「你也有一個嗎？」她開口。
「我？」
「你的口氣好像是收藏家。」她說。
「我哪有這麼多錢？我收藏郵票，不收藏包包。」
她笑笑，我在她被手機搶回去前留住她，「你坐這班車回家嗎？」
她皺眉，好像我問了她的年齡。
「我沒有別的意思，我都坐板南線回家，從來沒有看過你。」
「我看過你。」她說。
「真的？」
「我看過你好幾次。你都帶著不同的女人。」
這句話像是時尚雜誌的頁緣，看似無害，卻可以把手指割開。
「不會吧，我約會都坐計程車。」
她笑一笑，「那我可能看錯了。也許她們不是你的女友，只是你在捷運上搭訕的對象。」
「哇……」我讚嘆，「你這麼討厭被搭訕？」
「算你倒楣，平常我覺得是種讚美，但今天我很煩。」
「跟你在打的簡訊有關嗎？」
「你怎麼知道？」
「你打簡訊時的表情，比跟我講話時還激動。」
她苦笑，把手機放進包包。但不到五秒鐘，又把手機抓在手上。
「要不要我幫忙？」我問。
「幫忙？」
國父紀念館
車在國父紀念館停下，我說：「國父不是說：『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嗎？」
她搖搖頭，「我只記得『華僑為革命之母』。」她邊說邊看手機，好像那是血壓計。
「一定跟男人有關。」我說。
「你不要自做聰明。」
「還是跟女人有關？那我更有興趣了！」
「你怎麼知道不是跟我媽有關？」
「沒有人會傳那麼多簡訊給媽媽。」
手機叫起來，新簡訊。她迅速看一眼，立刻刪掉。
「要你辦3G門號的廣告？」我問。
「超市打85折。」
我笑了出來，「讓我幫你。」
「你又不認識我，憑怎麼幫我？」
「憑我是男人，而我騙過女人。」
忠孝敦化
「我以前都在這裡下，然後跑去跳舞。」我說。
「你今天本來也是要在這裡下吧。」
她又嗆我一下，我不想回嘴，「你好像對男人沒什麼好感？」
「好感當然有，只是撐不過兩個禮拜。」
「沒錯，我們男人跟牛奶差不多。」
「你倒滿坦誠的。」
「我當然也可以一路胡扯到新埔站，但我猜對你是不管用的。」
「我不好騙？」
「你是那種會黑吃黑的女人，還是不要騙你比較好。」
她笑開來，牙齒像剛刷過的浴缸。
「你錯了，我很好騙的。你四處看看，凡是那些把手機拿在手上等電話的，都很好騙。」
「那你幹嘛等？打給他啊！」
「沒人接。」
「簡訊也沒回？」我追問。
「很明顯，他跟別人在一起。」她說。
「你都知道了嘛，那還等什麼？」
「氣不過。」
我看著她，想起自己也曾狂call對方，別人也曾狂call過我。20世紀的人在家門口大吼，21世紀的人在鍵盤前狂call。音量變小，焦慮升高。
「這樣吧……」我向前傾，提出建議，「我們給他一點教訓。」
「怎麼說？」
「我們嚇嚇他。」
她沉默了一會兒，主動問，「怎麼嚇？」
「你把他電話給我，我打給他。他看到不是你的號碼，應該會就接。我跟他說你割腕自殺，現在在台大醫院。我是急診室的醫生，看到你手機上的號碼，所以打給他。」
她聽進去，卻不出聲。我們四目相對，好像在比誰先眨眼。
「你怎麼會想到這麼變態的玩笑？」
「我被這樣整過。」
忠孝復興
轉木柵線的人下了車，車廂的人少了。
我走到她旁邊坐下。她的手機鈴聲又響起，她再次按掉。
「打給你的你不想接，你找的人不接你電話，手機真是現世報的工具。」
她對我的哲學沒有興趣，冷冷瞪我一眼。
「我先問，你男友是不是黑社會的，不能開這種玩笑？」
「我在銀行上班，她是我老闆。」
「已婚？」
「三個小孩。」
「那你活該，你一開始就知道會是這樣的結果。」
「他小孩長大了，老婆在國外。本來應該是很單純的。」
「喔……我懂了，你被黑吃黑了。」
「我們在一起才不到兩個禮拜。」
「是公司另一個美女？」
「是客戶。」
「他的服務還滿周到的。」
「但他對我的保固還沒履行。」
「你看起來不是需要保固的顧客，換一個不就行了？」
「這是原則問題。」
「你跟有婦之夫交往不也違反原則？」
「我已經得到報應了，但他不能消遙法外。」
我戲劇性地站起來，坐到她對面，「我的天，你是那種同歸於盡的女人！我得離你遠一點。」
忠孝新生
我們確定了計畫：在台北車站下，打給她老闆。當他焦急地趕往台大醫院時，我們悠閒地從公園路散步過去。
「當初別人這樣整你時，你怎麼反應？」她問我。
「當時我相信是我害她自殺。我劈腿和她在一起，我都想自殺，別說是她。我坐在計程車裡，變成是我狂call她。當然沒人接。我打給那假裝是醫生的男子，他也沒接。我編了一個畫面嚇自己：她躺在手術台上流血，醫生站在旁邊急救，命在旦夕，當然兩個人都不能接手機。」
「你難道沒有懷疑是玩笑？」
「做賊心虛吧。當你心中有罪惡感，就會覺得那女孩子的不幸都是真的，而且都是你造成的。」
「你還滿天真的。」
「狗急跳牆，男人急了只有兩種，要嘛就很天真，要嘛就極度冷酷。我是天真的。」
「喔，你是嗎？」她不相信。
「我是。不知道你男友是不是？」
「他應該是天真的吧！不然也不會生了三個小孩。」
「他應該是冷酷的。生了三個小孩還跟你在一起。」
善導寺
我坐回她旁邊，越接近台北車站，車開得越快。
「那我待會兒的死法是什麼？」她問，口氣好像是我們待會兒要買哪種口味的冰淇淋。
「割腕、燒炭、喝農藥、巧克力、香草？」
「哪一種讓男人最痛？」
「自殺的人很痛，男人其實都不痛。」
「那哪一種讓男人最有罪惡感？」
「割腕吧，最具戲劇性，背景好像應該放《蝴蝶夫人》的歌劇。」
「那就割腕吧。」
「什麼那就割腕？你想太多了。這只是一個玩笑，我們只是要看他的表情。沒有人會割腕，沒有人會自殺。」
「他會不會接到你的電話，被罪惡感嚇得自己先自殺了？」她問。
「那要超大的罪惡感，那要看他對你做過什麼樣的事……」
我看著她，等她進一步自白。她低頭看著地面，脖子白犀的皮膚毫無防備。我可以了解男人為什麼會愛上她，但我還不能猜出他們為什麼要躲著她。
她回答：「這個時代，沒什麼事能激出那麼大的罪惡感。當你天天坐捷運，每一站的站名都用不同方言重覆，一切的事都平等了，所有的情緒也都被沖淡了。」
「你講『這個時代』的口氣，好像是史詩電影的開頭。」
「你喜歡看史詩電影嗎？」她問。
「我看不懂。」
「這麼坦白？」
我攤開手，「我說過，我是天真的。」
台北車站
我們站在電扶梯上，一句話都沒講。離開車廂，共犯的親密感就蒸發了。
「我給你他的電話。」她說。
「你真的要打嗎？」我問。
「不然我們上來幹嘛？」
「我們可以到228公園走一走。」
「你怕了？」
「我突然覺得這很無聊。」
「那你提議幹嘛？」
「我只是想認識你。」
她沉睡的手機突然驚醒。她拿起來看，又迅速按掉。
「是他嗎？」
她搖頭。
「那是誰狂call你？」我追問。
「不重要。」她冷淡地說。
「看來也滿多人狂call你的嘛。給我你的電話，我可以加入他們。」
「你講了這麼多，只為了要我的電話？」
「從古到今，不都是這樣追女孩的嗎？」
「你打給我老闆，打完後我給你我的電話。」
在捷運出口的昏暗街道，她把手機上的電話給我看。我看不清，把她手機拿過來。我照她螢幕上的號碼，在我的手機上播出。
那男子在鈴響第一聲就接了。這女子明明好端端地站在旁邊看我，我卻跟對方說她自殺的消息。對方沒等我說完，講了一句「我馬上來」，就掛了電話。
我和她往中山南路的台大急診室走去。
「他聽起來怎麼樣？」
「他聽起來……很年輕。」
「喔？是裝年輕吧。」
「聽起來不像裝的。」我說。
「他聽起來著急嗎？」
「我還沒講完他就說要來。」
「難得。」她竊喜。
「他搞不好會比我們先到，進去後查不到你，就更急了，」我突然覺得玩過頭了，「我們坐計程車去吧。」
「急什麼？他讓我等了那麼久，我讓他等一下有什麼關係？」
台大急診室
我們走進急診室。Lobby平靜，沒人call我。
「他住天母，沒那麼快。」
是興奮還是疲累，她的眼睛出現血絲。我不忍，便說：「這裡細菌多，我們到外面等。」
我自然地牽起她的手，穿過自動門走向外面的徐州路。
在大街，我和她肩並肩站在一起，卻感覺無比疏離。氣氛不對了，像一場太長的電影，一首聽膩的歌曲。
「他長什麼樣子？」
「中年人的樣子。」
「那你怎麼會喜歡他？」
「他那兩個禮拜對我很好。」
我聽不下去，拿起手機。
「你幹嘛？」她制止。
「我想call他，告訴他這是玩笑。」
「最後一刻，你堅持不下去？」她質疑我。
「他出門了，證明他在乎你。你整了他，達要你報復的目的。你們皆大歡喜，只有我，我不知道自己在這裡幹嘛？待會兒他來了，我們三個要講什麼？」
「你抱怨什麼？這從頭到尾，都是你的idea。」她提高語調。
「我只是想討好你……我只是想認識你……」
「好啊，現在你認識了！怎麼樣，還滿意嗎？」
她調頭，走進急診室。我call那男子，沒有回應。
十分鐘後，一輛轎車停下。一名年輕男子衝進Lobby，跟服務台說那名女子的名字。我聽他的聲音，跟剛才電話中的一樣。
那一刻，我知道出錯了。
我從背後叫住他，「對不起，你是……」他聽到我的聲音，轉過頭來，「你是誰？」
「我是剛才打給你的人。」
「你是醫生。」
「我不是。」我搖搖頭，不知如何說起。
「我太太在哪裡？」
「你太太？」
他是她先生，皮夾中有合照和身份證。他說他們結婚兩年，沒有孩子。最近常吵，她常不回家。我說我是她同事，然後把玩笑的真相告訴他。
我們在急診室繞了一圈，找不到她太太。他猛call，沒有回應。他說：「我一整晚都在找她。」
「原來剛才是你狂call她……她有回你簡訊嗎？」
「我狂call，我發簡訊，她一封也沒回。」
她丈夫狂call她，她狂call別人，我打錯電話。
「你們同事多久了？」他問我。
「嗯……三年。」第一個謊言最難。
「從上一家公司就開始。」
「對。」接下來就容易了。
「你們很熟？」
「老同事。」
「婚禮你有來嗎？」
「我當時出差。」
我不想再應付他的問題，轉身找大門。
「她為什麼要叫你幫她開這種玩笑？」
「她……她可能需要你多關心她一點。」
「我還不夠關心她嗎？」
我怎麼接話？
「你可不可以幫我打給她，她不接我電話，也不回我簡訊。」
我不敢告訴他：我根本不知道你太太的號碼！
「別擔心，她沒事，她只是跟你開個玩笑。」
我跟他道歉，他很nice地接受，還說要送我回家。我婉拒，我無法再回答他任何問題。
我們離開急診室。他走向徐州路，我走向台北車站。他轉頭，朝我走來。
「這問題很尷尬……」他低著頭，緊握鑰匙，「我也不知道可以問誰……」
我想脫身，我知道這不會是好問題。
「她跟你們老闆最近是不是走得很近？」
「沒有啊！」像自動販賣機吐出可樂，我堅決地回覆，「沒有！」
「她常打電話給老闆──」
「我們都常打電話給老闆。他是一個要求我們時時回報的主管。」
「聽說他老婆在國外，他的名聲不太好。」
「我不知道。」
「那你有沒有聽說──」
「別胡思亂想了！」我打斷他。「回家吧，她搞不好已經在家等你了。」
我逃離現場，留下這個年輕的老公，繼續猜測他莫測高深的老婆。我走到中山南路。他上了車，起動後繞到我身旁。他打開車窗，「真的不要我送你？」
「不用了。」
「那你怎麼走？」
「我……」我指著前方，「我還是去坐捷運吧。」
我站在原地，不知道該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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